老二，今年七十有二，住在關中農村，家里只有他一個人。但他心里惦念著兒子、女兒、孫子們，只要聽說那個回來看他，馬上買菜買肉，不惜跑遍鎮上集市的角角落落，也要買到最新鮮最好吃的菜品。
老二身材高大，慈眉善目，唯一影響他形象的是后腦勺下面有一個凸起的大疙瘩，穿衣服總要大一號，疙瘩把衣服撐得前面長后面短，所以他不扣扣子，把外衣敞開了穿。他說，這個疙瘩是年輕時進南山扛木頭，磨的久了就生成了硬疙瘩。那時侯，家里沒啥吃，夜里三四點，有時月光明亮如晝，有時伸手不見五指，他就和村里的年輕人出發，步行五六十里進到山里面扛爛木頭，等到天亮時，才能趕上早集把爛木頭賣掉，換點口糧。山里的水很清甜，路上餓了，吃一口雜糧，喝點山泉水也痛快。聽他笑著講時，總感覺“饑餓”是一件很久遠的故事，但他身上的疙瘩真切地訴說著，曾經的艱難歲月。
現在他的日常三餐就是圍繞著他的分藥盒，有些藥得飯前吃，有些藥得飯后才能吃，早中晚吃的藥不一樣。孩子在時，他厭煩地一邊吃藥一邊嘟囔，“吃這藥不起作用嘛，成天吃，把人吃得煩很，這病又治不好，不如算了，不吃了，對不？”
“爸，你這病是慢性病，不可能像治感冒一樣一下子治好，吃這些藥，治不好你的病，但可以控制病情緩慢發展，現在社會這么好，想吃啥吃啥，你想去哪都可以，你還不想好好享受生活。”孩子耐心地給他做思想工作。
“老二不‘二’了，沒想到現在這么乖，年輕時那也是一腳蹬到地上，咱這地都要震三震，唾沫吐到地上能成“釘”的要強人”。老朋友來串門，看他吃藥還讓孩子哄勸，笑著說。
老二的名號，不僅因為他在家里排行第二，更因為他敢干敢闖的行事作風，有膽識，人豪氣，是個名符其實的陜西“愣娃”。
老二年輕時精干利落，找了一個眼睛大又亮的漂亮媳婦。那時，正值改革開放，他和村里的所有人一樣，把自己的全部熱情都交給土地。大家信任地選他當生產隊長，他帶著隊員學習種葡萄、種蔬菜技術，有條件的人家開始磨豆腐、生豆芽做小本生意。他們用架子車把農產品拉到鎮上、縣城銷售，關中大地，無不留下他與村人忙碌勤勉的腳印。
他家的小日子也過得紅紅火炎，隨著一雙兒女的相繼出生，他的幸福生活，令人羨慕。
但好景不長，妻子患上了食道癌，情深意重的他，帶著妻子去醫院看病，一年又一年，細心的照料，化光了所有的積蓄，借遍了遠親近鄰，但終究還是與妻子陰陽相隔。妻子走后，留給他兩個未成年的孩子，還有無法算清的債務，他整個人也像被抽空一樣，眼神空空蕩蕩。
“生命以痛吻我，報之以歌”。為了還賬，為了孩子們，他和所有歷經生活磨難的人一樣，堅強勇敢，重新站起來。他跟著村里人去城里打零工，都是一些重體力的活，但當天干完活就能拿到錢，對于急用錢的他來說最合適。電視劇《裝臺》播出時，看到里面那些在城市里打零工的農村人，他似乎就是其中一個，秉承著勞動人民勤勞善良的傳統美德，對朋友傾力相幫，靠著勤勞的雙手為家人謀幸福，誰能說他們不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
借的錢還完了，但人情賬是還不完的。他總想著別人曾經怎么接濟過他一袋糧食，或是“雪中送炭”解了他的燃眉之急，他現在還能為別人做點什么，村里誰家蓋房子，親戚家誰家有個大小事，他都會去幫忙，即便未曾幫助過他的人，他總是全真心付出，能幫多少是多少，所以依然每天忙忙碌碌。他總說，都是可憐人，不幫怎么辦。
其實在農村，大家互相幫忙似乎已經形成默契，哪家有了生老病死、紅白喜事，全村人都會出力，相互幫扶著，也相互分享著，這樣的默契，是中華民族強大基因繁衍生息的精神文化之一，也依然是如今我們克服困難的“傳家寶”，面對疫情，面對天災水患，讓世界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強大起來的新中國，更是人民相互友愛、幫助、團結的精神匯聚起來的磅礴能量。
前幾年，孩子想要翻修家里的三間土坯房，那是老二以前在村人的幫助下夯土坯蓋起來的，問他是不是可以申請政府補貼。他說：“還是算了吧，讓政府把錢給更需要的人，咱家日子漸漸好過了，還不是多虧了國家的好政策，如今我也有養老金，看病吃藥還給報銷多一半，我們要知道感恩”。文化水平不高的他，歷經時代變遷，對生活的感悟頗深。
如今，他早已住進了新樓房，葡萄架下他自己動手做了一個混凝土的桌子，幾個木頭板凳，村里的老人天天聚在他的小院中打撲克牌，他自己不會玩，只在旁邊看看，和他們閑聊家長里短。
老二覺得現在的生活很滿足，時常眼睛瞇瞇著，笑得合不攏嘴。
